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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风]回家 作者:青霓青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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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风]回家 作者:青霓青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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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的汽笛声停下来的时候，从打开的车厢门里跳下一群群欢快的身影，他们是新来的希特勒青年师（1）士兵，全部出生于1926年，也就是说，比我还小一岁。他们看起来刚从训练营苛刻且冗长的军事练习里解放出来，所以一个个脸上都表现出对离开严厉的教官的庆幸，对来到从未涉足的新土地的好奇，以及对自己即将在这里建功立业的期待。由于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争，因此他们对一切都充满希望。这也是我乐于观察他们的表情的原因。
作为一个在战场上打拼了半年的“老兵”——我想，在他们面前我有资格这样称呼自己，虽然我只是一名运输兵，但我有着与其他拿起武器直接参与战斗的士兵一样痛苦的回忆，因而我的笑容也变得越来越少。现在我不愿去回想战前平静的生活，那些日子美好得仿佛不曾存在过似的。
当我们的军列由东边驶入车站时，整个站台都沸腾了起来，大家纷纷靠近列车，争先恐后地跳上车厢门的跳板。我几乎是被外力推入车厢里面的，身后的士兵们不愿再花上一分钟等下一班了。
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在熙熙攘攘的车厢内抢到一个座位。也许这节车厢本来可以容纳50个人，但它现在显然吞下了至少三倍的数量。人群呼出的过多的二氧化碳让这个封闭房间里的气温急剧上升，甚至第一次让我在冬天的乌克兰摘下了保暖的围巾。我感到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放松和舒适，除去逼仄的空间和一些疏于清洁的士兵身上难以忍受的体味的话。
上帝作证，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整整两个晚上没有好好休息了。安逸下来的后果就是我的眼皮像灌了铅一样变得越来越沉，最后终于整个耷拉了下来，而我也在这场时隔许久的美梦中回到了17岁的夏天。
我出生在1925年6月30日，那是一个晴天，我的母亲在医院里产下了我和赫尔穆特。在那时，同时照顾两个同岁的男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父亲整天在那间从爷爷那儿继承下来的杂货铺里待着，用尽各种方法劝说客人买下东西，来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好在隔壁经营裁缝铺的斯特恩夫妇常常会帮上我们一把，比如在客人要求换纽扣的时候推荐他们来舒曼家的店里选购。
斯特恩夫妇是两个善良朴实的老人，他们和针线打了一辈子交道，做了成千上万件精美的衣服。但是从1941年秋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因为所有犹太人都要坐上前往东方的列车（2），就算是年过六旬的老人家也不例外。他们的裁缝铺由于无人经营被充公，过了不久被一对来自奥地利的年轻夫妇盘下，变成了一家面包店。
1942年8月，从实科中学（3）毕业以后，由于受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的征兵宣传画的影响，我和赫尔穆特决定应召入伍。略过那段不愉快的体检经历，在告别父母以后，我们分别前往两个不同的地点培训：他去往捷克的训练营，而我则来到了莱比锡（4）。时至今日，我依旧清清楚楚地记得报道那天的每一个情景。
“名字？”负责登记的军官头也不抬地问。
“舒曼，阿尔伯特。”我迫不及待地回答。那时我脸上的笑容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灿烂。
“到那边去排队领军服。”
领物资的新兵们已经排成了一列长得吓人的队伍。我在队伍的末尾站定，思考着我能不能在日落之前拿到属于我的东西。很快，我的身后也缀上了长长的尾巴，我们像一条巨大的蛇，不断拉长自己的身体。
“上帝，第一天就要排这么长的队。”排在我之后的新兵抱怨道，“看来在这里的日子果然不会太好过。”
“嘿，别这么沮丧。”我转过身朝他抛出一个大大的微笑，“你从哪儿来？”
“比特费尔德（5）。你知道比特费尔德吗？就在莱比锡旁边，穆尔德河岸上……”他生怕我听不懂德语似的比划起来。
“我知道，我从德绍来。”我主动伸出手与他相握，“我叫舒曼，你呢？”
“埃里希·克兰茨。”他露出一个质朴的笑容，略显笨拙地握住我的手。埃里希是个典型的安哈尔特（6）乡下男孩，有着一头凌乱的深色金发和红扑扑的两颊，上面密密麻麻地分布着一团雀斑，看上去又高又壮，似乎闭上眼就能看到他拿起锄头犁地的场景。
战时的友谊是宝贵而坚固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两个几乎形影不离，而也正是埃里希给了我在这里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和新兵营里的其他人比起来，我完全算不上强壮。我只有5尺8寸（约173cm）高，不过，要是我足够高足够强壮的话，又怎么会进到无趣又沉闷的陆军训练营来呢？那时我依然在为没有被选进空军这件事耿耿于怀。
训练营的生活单调乏味又紧张有序，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已经将我所有的不满都挤到了心里最偏僻的角落，以至于我无法再感知到它的存在。负责训练我们的雷德尔少校简直把我们当做一群靠发条控制的玩具小人，每天给我们下达各种艰巨的任务，负重长跑和射击是最基本的训练，也是每天必要的两项任务。他简直就像邪恶的萨德侯爵（7），热衷于随时随地对我们发号施令，并以看我们受苦为乐。有一次我曾经在爬坡的过程中突然被他截住，当我千辛万苦承受住背上的重量，站得笔直朝他敬了一个军礼过后，他居然要求我立刻卧倒做50个俯卧撑。要知道，那天的艳阳和沉重的行囊一样令人难以忍受。当我完成他要求的数量之后，我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从地上爬起来了，好在埃里希把我扶了起来。
除此之外，雷德尔少校还常常以各种理由延长我们的训练时间，以至于我们常常错过开饭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没有吃过几顿热腾腾的好饭。
我统共在那个陆军训练营里待了一个多月，在那里我学会了使用步.枪，驾驶卡车和坦克，挖掘战壕，发射炮弹等等技能，从这一方面来说，我确实学习了不少东西，这让我有资格成为一名真正的受人尊敬的军人。
训练营每天都会组织新兵们收听关于最近战况的广播新闻。在1942年的秋天，从里面播放出的无一例外全部是捷报，于是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军队在高加索屡建奇功，在顿河与苏联人英勇斗争，斯大林格勒已唾手可得。无数的英雄主义与牺牲主义行为鼓舞了我们这些刚成年的孩子的内心，天知道那时我有多么想去那里支援！
这次上帝没有再戏弄我。9月的一天早上，雷德尔少校把我们都集合起来，宣布了一件改变我们所有人命运的大事：我们接到了参军以来的第一个任务，把需要的军备武器运送到顿河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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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的汽笛声停下来的时候，从打开的车厢门里跳下一群群欢快的身影，他们是新来的希特勒青年师（1）士兵，全部出生于1926年，也就是说，比我还小一岁。他们看起来刚从训练营苛刻且冗长的军事练习里解放出来，所以一个个脸上都表现出对离开严厉的教官的庆幸，对来到从未涉足的新土地的好奇，以及对自己即将在这里建功立业的期待。由于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争，因此他们对一切都充满希望。这也是我乐于观察他们的表情的原因。
作为一个在战场上打拼了半年的“老兵”——我想，在他们面前我有资格这样称呼自己，虽然我只是一名运输兵，但我有着与其他拿起武器直接参与战斗的士兵一样痛苦的回忆，因而我的笑容也变得越来越少。现在我不愿去回想战前平静的生活，那些日子美好得仿佛不曾存在过似的。
当我们的军列由东边驶入车站时，整个站台都沸腾了起来，大家纷纷靠近列车，争先恐后地跳上车厢门的跳板。我几乎是被外力推入车厢里面的，身后的士兵们不愿再花上一分钟等下一班了。
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在熙熙攘攘的车厢内抢到一个座位。也许这节车厢本来可以容纳50个人，但它现在显然吞下了至少三倍的数量。人群呼出的过多的二氧化碳让这个封闭房间里的气温急剧上升，甚至第一次让我在冬天的乌克兰摘下了保暖的围巾。我感到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放松和舒适，除去逼仄的空间和一些疏于清洁的士兵身上难以忍受的体味的话。
上帝作证，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整整两个晚上没有好好休息了。安逸下来的后果就是我的眼皮像灌了铅一样变得越来越沉，最后终于整个耷拉了下来，而我也在这场时隔许久的美梦中回到了17岁的夏天。
我出生在1925年6月30日，那是一个晴天，我的母亲在医院里产下了我和赫尔穆特。在那时，同时照顾两个同岁的男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父亲整天在那间从爷爷那儿继承下来的杂货铺里待着，用尽各种方法劝说客人买下东西，来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好在隔壁经营裁缝铺的斯特恩夫妇常常会帮上我们一把，比如在客人要求换纽扣的时候推荐他们来舒曼家的店里选购。
斯特恩夫妇是两个善良朴实的老人，他们和针线打了一辈子交道，做了成千上万件精美的衣服。但是从1941年秋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因为所有犹太人都要坐上前往东方的列车（2），就算是年过六旬的老人家也不例外。他们的裁缝铺由于无人经营被充公，过了不久被一对来自奥地利的年轻夫妇盘下，变成了一家面包店。
1942年8月，从实科中学（3）毕业以后，由于受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的征兵宣传画的影响，我和赫尔穆特决定应召入伍。略过那段不愉快的体检经历，在告别父母以后，我们分别前往两个不同的地点培训：他去往捷克的训练营，而我则来到了莱比锡（4）。时至今日，我依旧清清楚楚地记得报道那天的每一个情景。
“名字？”负责登记的军官头也不抬地问。
“舒曼，阿尔伯特。”我迫不及待地回答。那时我脸上的笑容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灿烂。
“到那边去排队领军服。”
领物资的新兵们已经排成了一列长得吓人的队伍。我在队伍的末尾站定，思考着我能不能在日落之前拿到属于我的东西。很快，我的身后也缀上了长长的尾巴，我们像一条巨大的蛇，不断拉长自己的身体。
“上帝，第一天就要排这么长的队。”排在我之后的新兵抱怨道，“看来在这里的日子果然不会太好过。”
“嘿，别这么沮丧。”我转过身朝他抛出一个大大的微笑，“你从哪儿来？”
“比特费尔德（5）。你知道比特费尔德吗？就在莱比锡旁边，穆尔德河岸上……”他生怕我听不懂德语似的比划起来。
“我知道，我从德绍来。”我主动伸出手与他相握，“我叫舒曼，你呢？”
“埃里希·克兰茨。”他露出一个质朴的笑容，略显笨拙地握住我的手。埃里希是个典型的安哈尔特（6）乡下男孩，有着一头凌乱的深色金发和红扑扑的两颊，上面密密麻麻地分布着一团雀斑，看上去又高又壮，似乎闭上眼就能看到他拿起锄头犁地的场景。
战时的友谊是宝贵而坚固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两个几乎形影不离，而也正是埃里希给了我在这里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和新兵营里的其他人比起来，我完全算不上强壮。我只有5尺8寸（约173cm）高，不过，要是我足够高足够强壮的话，又怎么会进到无趣又沉闷的陆军训练营来呢？那时我依然在为没有被选进空军这件事耿耿于怀。
训练营的生活单调乏味又紧张有序，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已经将我所有的不满都挤到了心里最偏僻的角落，以至于我无法再感知到它的存在。负责训练我们的雷德尔少校简直把我们当做一群靠发条控制的玩具小人，每天给我们下达各种艰巨的任务，负重长跑和射击是最基本的训练，也是每天必要的两项任务。他简直就像邪恶的萨德侯爵（7），热衷于随时随地对我们发号施令，并以看我们受苦为乐。有一次我曾经在爬坡的过程中突然被他截住，当我千辛万苦承受住背上的重量，站得笔直朝他敬了一个军礼过后，他居然要求我立刻卧倒做50个俯卧撑。要知道，那天的艳阳和沉重的行囊一样令人难以忍受。当我完成他要求的数量之后，我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从地上爬起来了，好在埃里希把我扶了起来。
除此之外，雷德尔少校还常常以各种理由延长我们的训练时间，以至于我们常常错过开饭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没有吃过几顿热腾腾的好饭。
我统共在那个陆军训练营里待了一个多月，在那里我学会了使用步.枪，驾驶卡车和坦克，挖掘战壕，发射炮弹等等技能，从这一方面来说，我确实学习了不少东西，这让我有资格成为一名真正的受人尊敬的军人。
训练营每天都会组织新兵们收听关于最近战况的广播新闻。在1942年的秋天，从里面播放出的无一例外全部是捷报，于是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军队在高加索屡建奇功，在顿河与苏联人英勇斗争，斯大林格勒已唾手可得。无数的英雄主义与牺牲主义行为鼓舞了我们这些刚成年的孩子的内心，天知道那时我有多么想去那里支援！
这次上帝没有再戏弄我。9月的一天早上，雷德尔少校把我们都集合起来，宣布了一件改变我们所有人命运的大事：我们接到了参军以来的第一个任务，把需要的军备武器运送到顿河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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