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是一个编辑,也是一个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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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章 是一个编辑,也是一个读者
    步鑫生何许人也?
    如果说《天若有情》是11月最火的小说,那么步鑫生就是当下最火的“明星”。
    这人在浙省某衬衫总厂当厂长,为了提高厂子效率,搞起了奖金制度,“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然后夏天被新化社某记者采访,写了一篇《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
    文章送去了内参。
    内参是新化社比较独特的新闻产品,不用于公开发表,而是供领导层“内部参考”。
    有大领导觉得步鑫生搞得好,要求大力推广他。
    于是,全国文学界也包括新闻界,广泛的、重复的报道步鑫生,最终导致其有关的文章登上了几乎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一大批作家也开始写“步厂长文学”,它们都以各种形式乘上了春风,得以发表在各大刊物。
    然而,这些小说对后世几乎没有产生啥影响。
    因为他们的小说扣得太紧了,简直像同一个大纲抄出来的。
    79年作家蒋子龙发了个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拿到了读者中最多的票数,而后“厂长文学”的样板戏却每况愈下,直到被淘汰,这也是很快的。
    在本质上,这些小说是同一个小说,看了一本就没必要看其他的了。
    所以余切说:“也许,我们还是得回到普通人那里去,去写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抒发人本来就有的感情,这是我的想法。”
    余切说的非常客气,但大家莫名觉得,他说的是对的。
    刘振云听罢,觉得自己来社团来对了。
    他仿佛找到了大佬的肯定。
    本科生的时候,刘振云写的小说改来改去,登个校园刊《未名湖》居然十分艰难,得师姐查建颖三番五次的帮他改。
    以至于刘振云一度怀疑自己不会写小说。
    他一直觉得自己的特长是写“普通人的生活”,再加点戏剧性的幽默,然而,他不知道自己这种写法是否有人看。
    说到底的,这会儿国内的小说就像是民国白话文发展时候一样,有很多人在写小说,也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写小说”。
    讨论结束后,刘振云私下找到余切。
    “我有个小说准备写……一个复员军人回乡后参加高考复习,另外几个农村青年,为改变贫困的命运也参加高考,是我几年前的真实经历。”
    余切问:“你以前当过兵?”
    “当过兵!这个小说基本上就是我的自传,我甚至打算用第一人称‘我’。”
    第一人称又怎么样呢?又不是写网络小说,你还怕扑街吗。
    余切好像对这个小说发展有点印象了,“你打算取个什么名字?”
    “《塔铺》。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老家延津王楼。”
    哦!这个《塔埔》啊。
    这个小说是刘振云的成名作,一发就是《人民文学》,可比余切的起点高了不少啊,拿到了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之所以《塔埔》不太出名,是因为刘振云后来的小说《一地鸡毛》太出名了,更别提之后的一系列电影剧本。《塔埔》是标标准准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也符合余切所倡导的理论——看来,咱新现实社团的左护法已经找到了,就是你啊,振云兄。
    “但是,我对写出这个小说一直有疑虑……”刘振云说。
    “你疑虑什么呢?”
    “我感觉这个小说的故事发展,和你的《高考1977》太像了,你看啊,我也是写几个年轻人,你也是……你是发生在1977,我发生在1978……”
    刘振云越说越沮丧,他此时才意识到,“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我好像活在你的阴影当中。”
    余切写的《高考1977》原本是一部电影剧本,肯定晚于《塔埔》,到底谁抄谁还讲不清楚,很难说有没有参考到刘振云的《塔埔》。
    因为刘振云以后成为了国内最好的几个电影编剧之一。
    而刘振云现在说“仿佛活在余切的阴影中”,当然是令余切十分难绷甚至于难堪了,但是余切大度的“原谅”了,“师兄,你要写就写吧,这是你自己的经历,怎么能说抄的人家。”
    刘振云觉得这个余切真是太好了。
    另一边,骆一禾打听余切有没有什么新作品。
    众所周知啊,余切弄了个社团之后,固定每周会来一两次,和大家一次讨论文学。余切总是找得到话说。
    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作家,当他在大说特说的时候,往往他心里边儿已经有了新的创作构思,否则不会这么笃定。
    譬如,海子今天和余切遇见了,表现得有些怯场,没聊出什么深的东西。
    因为海子不仅没写出代表作,甚至连代表作的胚胎都没想到,拿什么和人聊得深。
    于是,当骆一禾问到余切本人的时候,余切直接承认了:“我确实有个新想法。”
    “我能问一下,是什么方面吗?”骆一禾道。
    余切抛出了他之前在西语系听说的故事,以及自己知道的历史大事件:
    燕大的西语系,在77年重新组织高考以后,是最早一批恢复教育、并派出留学生的院系。
    众所周知,78年最大的事儿确实是全会。但是在12月全会召开之前,扩大派遣留学生这一决策已经作出。
    在当年的7月份,总统卡特的亲信正在中国私密访问,忽然被问及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立刻不顾外交礼仪,打了个电话给总统卡特。
    总统卡特惊醒了,而接下来的消息更让他震撼,“中国想派一批留学生到美国,问我们能不能派5000人?”
    卡特想了想,说:“他们可以派10万人来。”
    结果当然没有十万人啊,但是第一年就有七八百人了。
    所以在79年,乔公访美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国内的留学生到机场迎接,并参加卡特举行的欢迎仪式。
    他们确实该感谢乔公,因为在78年之前的十年,全国仅向21个国家派出337名留学生,这是改变了他们命运的一个电话。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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